为什么骂 “ 国足 ” ? ——网络评论的影响和了解程度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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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田，心理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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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网络评论对 “ 国足 ” 形象感知的影响，本研究在参与者阅读有关国足的真实新闻报道和虚拟网络评论后，进行参与者对国足了解程度测试、国足形象感知测试。结果显示：（１）评论越正向，参与者对国足的形象感知越积极；（２）对国足越了解，参与者对国足的形象感知越积极；（３）在网络评论影响国足形象感知的关系中，参与者对国足的了解程度起到调节作用，即当参与者对国足的了解程度较高时，无论评论方向如何，其对于国足的形象感知都处于较高水平，但如果对国足的了解程度下降，当网络评论方向从正向转为负向时，其对于国足的形象感知也会随之降低。本研究提示，网络评论对 “ 国足 ” 形象感知的影响受到了解程度的调节，因此构建有利于我国体育事业和社会发展的网络舆论环境，需要新闻媒体、网民和体育赛事观众、体育团队和运动员等多方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
网络评论；了解程度；国足形象；调节作用；体育新闻；形象感知
近年来，由于在国际比赛中成绩不佳（ 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后，国足再也没有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圈，近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足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下文简称 “ 国足 ” ）常常成为网络戏谑的对象，“ 国足解散 ” “ 高薪低能 ” 等也常成为网民对 “ 国足 ” 的态度和评价。有学者指出，“ 我国作为体育大国，男足国家队却长期以饱受诟病的形象示人 ” 。
除了成绩不如人意，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民众对于国足的不满？这其中，网络新闻报道及其相关的网络评论可能是较为突出的因素。例如王熙指出，网络舆论对于运动员的形象既可能具有积极的作用，也可能出现消极的作用。足球运动领域也是如此，有研究者指出，新闻媒体对中国足球的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新闻报道的传播过程中，新闻媒体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对于国足的报道会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读者对于国足形象的感知。
当前，通过智能电子产品阅读网络新闻报道逐渐成为了人们了解新闻事件的主要渠道。与传统新闻报道的形式不同，网络新闻报道不仅是单向信息的传递过程，其具备的网络评论功能使得新闻报道的读者还可以通过发表在线评论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如此一来，对于网络新闻报道读者产生影响的已不仅仅是新闻报道本身的内容，还包括与之相关的网络评论的内容。在线评论的内容作为一种重要的参照信息，提供给读者以他人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和立场，从而与新闻报道本身的内容共同影响读者的信息接收和态度形成过程。甚至有研究显示，相比于新闻报道本身，针对该报道的网络在线评论对读者看法的影响更大。例如，韩国学者的研究显示，新闻报道的读者更倾向于通过阅读在线评论来判断舆论方向，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
网络评论本质上是一种网络口碑，它是网络用户对于商品和服务等内容的一种体验性评价，从网络口碑传播理论出发，其对于网络读者的影响甚至比传统媒体宣传更明显。此外，符号互动理论也指出，事物对个体的影响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事物相对于个体的象征意义，而这种象征意义则源于个体与他人的互动。因此，网络用户之间通过发表在线评论而形成的互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比赛成绩本身而使得网络用户逐渐形成了对 “ 国足 ” 的象征意义，这些评论和象征意义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着网络用户对于国足形象的感知。基于此，本研究形成研究假设1：
网络评论的方向性会影响读者对于国足形象的感知，阅读正向评论的读者，其对于国足形象的感知也偏正向；阅读负向评论的读者，其对于国足形象的感知也偏负向。
此外，评论效价理论指出，评论的效果和价值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网络评论读者对于国足的了解程度可能起到较为关键的作用。正如20世纪的一系列研究所显示的，人际互动与印象形成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较为密切的人际互动能够增加个体对于他人的了解程度，进而能够基于更加全面的信息形成对他人的感知，而近期有关人际互动的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此外，类似的研究结论在很多领域中都有体现，例如旅游心理学的研究指出，对于旅行目的地的熟悉程度越高，游客对于旅行目的地的形象感知就越积极。基于此，本研究形成研究假设２：
在网络评论方向性影响评论读者对国足形象感知的过程中，网络评论读者对于国足的了解程度起到调节作用，即如果读者对于国足的了解程度较高，那么其对于国足形象的感知程度就相对稳定；如果读者对于国足的了解程度较低，那么其对于国足形象的感知程度会随着网络评论的变化而变化。
0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分为两阶段进行，其中第一阶段于2019年11月～2019年12月期间开展，采用街头随机取样的方法选取研究对象。第二阶段于2020年4月～2020年6月期间开展，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本阶段部分数据通过网络研究获取。
在街头随机取样的过程中，研究组在大学校园、居民小区、咖啡馆等地点随机选取潜在研究对象。向其介绍本研究的内容后，着重强调研究过程中无需透露任何个人信息。在网络研究过程中，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发布参与者招募信息，并通过电话或社交软件与参与者取得联系，向其介绍本研究的内容，并着重强调研究过程中无需透露任何个人信息。
通过以上两种取样方法，本研究共发放研究材料和问卷380份，回收有效问卷357份。其中男性216人，女性141人，年龄分布在16～52岁，平均年龄（ 26.65 ± 7.88 ）岁。
1.2 研究材料
1.2.1 新闻报道和网络评论材料
为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本研究选取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官方微博 “ ＠央视新闻 ” 于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微博作为新闻报道材料。该微博内容为 “ 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中国队1-2 不敌叙利亚，遗憾告负。” 并配有9张该场比赛的照片。
在真实的新闻报道下，本研究虚拟了几条关于该报道的网络评论。有研究指出，当两条或两条以上网络评论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评论所表达的信息可以相互印证时，此时信息传播效果要好于单一评论信息，并且该类信息的可信度也更高。因此，本研究在每种评论的方向性特征条件下，均虚拟了3条网络评论，其中积极方向的评论包括 “ 还有机会，国足加油 ” 等，中性方向的评论包括 “ 希望认真总结 ” 等，消极方向的评论包括 “ 国足一贯臭脚，快解散吧 ” 等。
1.2.2 对国足了解程度测试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 对国足了解程度测试 》测试参与者对于国足的了解程度。该测试包括10道题目，例如 “ 现任国足主教练是谁 ” “ 国足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是哪一届 ” 等。每道题回答正确计1分，回答错误计0分，故总分在0～10分之间。每题均包含5个备选答案，其中Ａ、Ｂ、Ｃ、Ｄ４个选项中有一个是正确答案，另有一个备选项Ｅ为 “ 我不知道该题答案 ” ，如参与者选择该选项，同样计0分。设置Ｅ选项的目的是防止参与者在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猜测选择，造成测试不准确。
为保证测试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专家评定法的方式对该测试的效度进行检测。测试编制完毕后，请５名专家（ 其中包括2名足球新闻报道记者、2名职业足球运动员、1名电台体育节目主播 ）用0～10对 “ 该测试能否准确测出受测者对于国足的了解程度 ” 进行评分，其中 “０” 表示 “ 完全无法测出受测者对于国足的了解程度 ”，“ 10 ” 表示 “ 完全可以测出受测者对于国足的了解程度 ” 。最终，5名专家的评分分别是9分、8分、10分、8分、9分，平均分为8.8分。
1.2.3 国足形象感知测试
王莹和石岩将优秀运动员的形象归纳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荣誉观、个性观、影响力与利益、外在形象、技术创新、公众人物8个范畴。易剑东在探讨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形象塑造时将体育代表团和运动员的形象概括为外在形象、内在形象和行为形象3个方面。其他相关的研究也多是从以上几个方面出发对运动员的形象加以分析。
因此，本研究从上述两项研究的结论出发，结合国足的实际情况，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荣誉精神、比赛行为、影响力、外在形象、技术水平、公众形象等8个方面来测查参与者对于国足的形象感知水平。例如民族精神方面，题目描述为 “ 我认为国足具有民族精神 ” ；荣誉精神方面，题目描述为 “ 我认为国足具有荣誉精神 ”，以此类推。每道题均要求参与者使用5点计分，其中 “１” 表示 “ 完全不符合 ” ，“５” 表示 “ 完全符合 ” 。8道题的总分在8～40分，总分越高表示对国足的形象感知越积极。在本研究中，该测试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1.3 研究设计与研究流程
本研究是一个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是网络评论的方向性（ 正向、中性、负向 ），因变量为参与者对于国足形象的感知水平（ 即国足感知测试的得分 ），调节变量为参与者对于国足的了解程度（ 即对国足了解程度测试的得分 ）。
在正式研究开始之前，为确保 “ 网络评论的方向性 ” 这一自变量操纵的有效性，邀请100名大学生对虚拟的9条网络评论（ 其中正向评论、中性评论、负向评论各3条 ）所表达出的方向性用0～10这11个数字评分，其中 “０ ” 表示完全负向，“ 10 ” 表示完全正向。为避免顺序效应每名大学生阅读并对这9条评论进行评分的顺序是随机安排的。
在正式研究中，为避免新闻报道和网络评论的影响，首先请参与者填写对国足了解程度测试。填写完毕后，向参与者发放新闻报道及关于该报道的虚拟网络评论截图，每位参与者仅阅读新闻报道和某一种方向性特征的网络评论，其中109人阅读正向评论、111人阅读中性评论、137人阅读负向评论。待被试阅读完毕后，向其发放国足形象感知测试，测试当场填写并回收。
0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自变量操纵有效性分析
首先邀请100名大学生对虚拟的网络评论进行评分。结果显示：每种方向性特征条件下的3条评论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后，计算每种方向性特征条件下3条评论的平均分，在此基础上比较3种方向性特征条件平均分的差异，结果显示3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显示，积极评论的平均分显著高于中性和消极评论，而中性评论的平均分也显著高于消极评论（ 见表１ ）。该结果表明，对于 “ 网络评论的方向性 ” 这一自变量的操纵是有效的。
2.2 被试同质性检验
为保证接受处理之前的各组被试是同质的，首先对各组被试进行同质性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3组被试在年龄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Ｆ年龄＝2.004，Ｐ年龄＝0.136 ）；卡方检验显示，3组被试在性别分布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X性别²＝1.047，Ｐ性别＝0.592 ）。
2.3 描述性统计结果
3种处理条件下，被研究者所填写的国足形象感知测试和对国足了解程度测试的平均数与标准差数据如表２所示。
2.4 网络评论和对国足了解程度对国足形象感知的影响
按照调节效应检验的程序，当自变量是类别变量，调节变量是连续变量时，需要将自变量编码成伪变量后，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中心化，然后通过层次回归检验来分析调节效应的显著性。具体而言，做Ｙ＝ａＸ＋ｂＭ＋ｃＸＭ＋ｅ的层次回归分析，第一层做Ｙ对Ｘ和Ｍ的回归，第二层做Ｙ对Ｘ、Ｍ和ＸＭ的回归，若ＸＭ的回归系数显著，则说明调节效应显著。本研究中，ＸＭ（即中心化处理后，“ 评论方向 ” 和 “ 对国足的了解程度 ” 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显著（ｔ＝4.263，Ｐ＝0.009 ），说明在评论方向对国足形象感知的影响中，对国足的了解程度起到调节作用。
为更清晰地展示调节效应，将 “ 对国足了解程度 ” 自变量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为单位划分为 “ 了解程度高 ” “ 了解程度低 ” “ 了解程度中等 ” 三类。此后，以评论方向（ 正、中、负 ）和对国足了解程度（ 高、中、低 ）为自变量，国足形象感知为因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并绘制交互效应图（ 图１ ）。结果显示，评论方向的主效应显著（ Ｆ评论方向＝16.626，Ｐ新闻报道＜0.001 ），即评论越正向，参与者对于国足的形象感知越积极；对国足了解程度的主效应显著（ Ｆ网络评论＝33.459，Ｐ网络评论＜0.001 ），即对国足越了解，参与者对于国足的形象感知也越积极。
此外，结果还显示，两者的交互效应也显著（ Ｆ交互效应＝10.804，Ｐ交互效应＝0.009 ）。图１更直观地展现了交互效应的结果，简言之，当对国足的了解程度较高时，无论评论方向如何，参与者对于国足的形象感知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如果对国足的了解程度下降，当网络评论方向从正向转为负向时，参与者对于国足的形象感知也会随之降低，而且这种降低的趋势在对国足了解程度偏低的参与者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与调节效应显著的结果是一致的。
图1 不同评论方向和了解程度条件下国足形象感知的变化趋势
03
讨论
3.1 网络评论对于国足形象的影响
拟态环境理论指出，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出的 “ 象征性 ” 的现实，这种现实经过了媒体的加工和改编，因而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客观环境，但同时这种 “ 象征性 ” 现实也并非与客观现实完全割裂，它要以客观现实为基础。新闻报道的读者以新闻媒体构建的 “ 拟态环境 ” 为媒介去了解客观现实，进而形成个人对于新闻事件的主观态度和认知。此外，网络评论对于新闻报道的读者影响已被很多研究所证实。正如 Lee 和 Jang 的研究所示，如果网络评论和新闻报道本身的观点存在不一致的情况，那么新闻报道读者的更倾向于基于网络评论的观点来形成自己的对于该事件的看法。所以，在本研究中，评论越正向，参与者对于国足的形象感知也越积极。据此，研究假设1得到了验证。
3.2 调节效应的分析
当参与者对于国足的了解程度较高时，无论评论方向如何，参与者对于国足形象的评价都相对更高一些，即本研究所关注的调节效应。信息传播 “ 双路径模型 ” 指出，信息对于受众的影响存在两种路径，一是基于客观事实的 “ 中心路径 ” ，二是基于主观情绪的 “ 外周路径 ” 。由于主观情绪的表达，甚至是简单的情绪宣泄缺乏令人信服的客观依据，因此相比于 “ 外周路径 ” ，基于客观事实的 “ 中心路径 ” 对于受众的影响更大。对于那些对国足较为了解的参与者而言，他们能够尽可能避免情绪化的网络评论对自己的影响，从而相对客观地对国足做出评价；相反，如果参与者缺乏对国足的了解，他们对新闻报道对象的认识就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例如本研究中的网络评论，因为网络评论是新闻报道的读者对于该事件的一种个人看法，一定程度上是读者个人情绪的一种反映，因而网络评论对于新闻报道读者的影响更类似于 “ 外周路径 ” 。
此外，Schmitt-Beck 提到，对于行为领域的熟悉程度是影响个体从众行为的重要因素，当个体对某个领域较为熟悉时，其在该领域出现从众行为的可能性也相对更低一些。例如消费行为领域也有类似的研究结论，即当消费者对某品牌不熟悉时，其购买行为就很容易受到广告等外界信息的影响；如果消费者对于目标商品较为熟悉，那他的购买行为也更加理性。这一结论也能够解释本研究中参与者的差异，即当参与者对国足较为熟悉时，他们便能够避免外界信息的影响，相对独立地对国足进行评价。据此，研究假设2得到了验证。
3.3 研究局限
第一，评论的效果和价值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对国足的了解程度可能仅仅是其中之一，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网络用户对于国足的认知？这些问题仍值得后续进一步探索。第二，受疫情影响，本次研究的部分数据通过网络收集，网络数据的标准化是需要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考虑的问题。第三，本研究从相对理性的角度分析了网络用户对于国足形象的感知，但在当下这种 “ 后真相时代 ” ，事实往往会让位于立场，相比于事实真相，情绪观点更容易占据上风，网络信息的传播链也更加复杂，网络上 “ 骂国足 ” 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的情绪宣泄，可能已无关乎对国足真实情况的了解，因此本研究中所涉及的 “ 对国足了解程度 ” 这一变量究竟是如何影响网络用户的，还值得后续研究进一步讨论。
3.4 启示与建议
有关体育的新闻舆论对于新闻报道的读者、体育赛事的观众、体育事业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其他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基于本研究的发现，要构建有利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网络环境，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新闻媒体需要客观、负责任地进行新闻报道和评论引导。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应当通过建设性新闻实现媒体传播的舆论引导与平衡，引导公众对真相的认知和态度的改变。这种 “ 建设性 ”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 积极 ”，即以正面报道为主，给人以积极向上的信念和力量，而即便是揭露问题，其出发点也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 “ 泄愤 ” ，切不可为了 “ 博眼球 ” “ 博流量 ” 而歪曲事实、夸大矛盾。有研究显示，相比于中性和正向报道，读者更青睐于矛盾事件，对此新闻媒体应当坚守媒体良知，切不可为了吸引读者，迎合大众的情绪，刻意营造冲突和矛盾氛围。此外，“ 建设性 ”的第二个表现是 “ 参与 ” ，即媒体作为社会成员之一，介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例如对国足的发展提出科学的、建设性的建议等。总结而言，无论是 “ 积极 ” 还是 “ 参与 ” ，都是对传统西方新闻理论所强调的 “ 坏事情就是好新闻 ” “ 媒体记者必须保持中立 ” 等观点的一种扬弃。
其次，对于新闻报道的读者而言，应当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客观地对待新闻报道与网络评论。一方面，包括国足球迷在内的众多体育赛事关注者是信息的接收者，要尽可能避免过激网络信息对于自己的误导；另一方面，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每一个网络参与者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因此也应避免发布不实信息对于他人的误导。至于如何避免网络信息对于个人或他人的误导，本研究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提升个人对于评论对象的了解程度。当个体对某个领域较为熟悉时，其对于该领域的认知会更加理性。因此，综合多种渠道，尤其是通过权威渠道获取有关国足的信息，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国足，可能是广大网民深入了解国足，对国足形成更加全面认知的有效途径。
最后，对于国足和其他运动团队或运动员而言，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媒体形象，既需要 “ 拿成绩说话 ” ，通过刻苦训练和技战术水平的提高，来争取优秀成绩；也需要运动员严于律己，避免负面事件出现。另一方面，体育主管部门、各运动团队也需要提升网络使用素养，学会应对网络舆情，策略性地裁定事实、描画真相。尤其是当出现战绩不佳或负面新闻时，应当积极利用网络媒体呈现事实、总结经验，而不是对负面新闻 “ 讳莫如深 ” ，避免不实信息的消极影响。
引用：张田, 孙卉, 刘米娜. 为什么骂“国足”？——网络评论的影响和了解程度的调节[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8(1): 11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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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赵莎莉
责任校对|张千里
版式审核|荆 敏